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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uku.military.china.com/military/html/2006-01-06/1020487_520615329.htm
![]() 6/16/2009 改变世界在看青青推荐的书《复杂》,书里写的是将“复杂”作为一个新学科建立与发展的故事。顶尖的科学家们在各自进行过对多学科的研究之后都发现仅仅分别研究某一学科,或简单的将几个学科进行边缘交叉研究,并不能更好的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世界本身不是理论模型,不能简单地被分割为数理化、社政经等等。他们决定把这些被人为分割开来的学科联合起来,利用已有的各学科知识来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和相互作用。 下面这位是Liz Coleman,Bennington学院的校长,她指出了当今美国人文学科教育的弊病为: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已经让大学生们忘记了做学问是为了什么。 其中的很多内容一样适合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些地方把词改一改就是中国,值得一看。关于改变世界,老罗不胖老师也讲人人都在改变世界,但是可以把世界改变好,也可以改变坏,点句末看他在吉林大学的寓教于乐的精彩讲座。 大致翻译: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东欧的名校向作为人文学科教育发源地的美国求教,希望改变当时大学教育作为国家政治宣传工具的状况,培养出有智慧有伦理的自由新人。他们的热切希望反衬出美国人文教育的失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让人们忘记了“公民参与”这一人文学科的本质特征。专家罢黜通才,成为学术建树的唯一模式。一个人文学科下面就有n种分支,学术研究的问题微小而琐碎。对技术过分着重,还开展艰涩难懂的文学研究,你以为你读懂了简·奥斯汀的小说,可是一碰到后现代解构主义就晕菜了。今天美国大学生的变化在于他们抛弃了所有兴趣,只保留一个,然后在这个兴趣里不断地缩小关注点,“Learning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 全然不顾世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 随着分支不断细化,对价值观念的疑虑在不断增长。“我们在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些根本的问题却招致人们越来越多的怀疑,甚至根本不提。如此一来,世俗民主的卫道士实际上把教育与价值观的紧密关联让给了宗教人士。当把教育用来传播他们的价值(神权统治的绝对性)的时候,谁能拍着良心说心安理得呢?与此同时,民主的价值与声音都都缺失了。当把改变世界作为动力的时候,学院教育更容易滋生一种后天习得的无助感,而不是创造赋权感(sense of empowerment)。公民参与的简单化、对专家的理想化、知识的分裂、对掌握技术的强调、作为学术完整条件的中立性,都是在探求教育与公共事业(public good)、知识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与人类自由重要关系过程中的于丹红。 学院之外的问题包括:对环境的威胁、财富分配的不均、健全或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缺失,已使我们深处困境,这些不过是个开头,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政治腐败噩梦之中。没有一样可以免除:权力分立、公民自由、法治的问题,还有对国家物质财富的浪费,让人们不再轻信。使用武力的嗜好令人痛苦至极,却已是家常便饭。一样恶心的还有这个国家施加影响的非主流方式,所有的武力在卢旺达、达尔富尔和缅甸的屠杀都是前列腺发炎的阳痿表现。美国的科研成果令世人嫉妒,撇开这个不谈,有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不相信进化论,就算相信的也不一定真的明白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拥有强大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精神病力的这个国家,竟几乎对阻止这些问题自由落体般的不举彻底无能。 Liz Coleman令人吃惊的观点:公平,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人能把国家政治与各大名校中的任何活动相关联。对于教导人们如何获得财富,我们可能是第一,而对于我们民主的健康,却根本排不上号。我们在玩火,托马斯·杰弗逊说如果一个国家期望以文明国家的身份达到无知与自由,那它就从未成为过、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文明国家。("If a nation expects to be ignorant and free, in a state of civilization, it expects what never was and never will be." - Thomas Jefferson ) 作为Bennington College的校长,Liz Coleman拥有的责任感使得她不能在几年后面对人们的质问,“你当时在哪?”现实是,没人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试图找到答案。Bennington全院已开始强调价值观与学科间的整合。一个新的课程是这样构成的:健康、平等、教育、环境、政治统治、武力使用,不是区分各方面,而是连结它们,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但不是把这些课题当作研究的课题,而是作为行动的框架。面对的挑战是:弄清楚为了确实做出重要并具持续性的实事改变到底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目前对行动的强调已经非常迫切了。对公正、公平、真实等价值的掌握越来越重要,因为学生们认识到兴趣本身并不能告诉他们需要获得什么样的知识。学生们认识到“当你在思考关于重要问题的可行之道时,深刻的想法非常重要”,一些以行动为出发点的人文课程开始出现。修辞辩术,最有效的组织语言文字的艺术;设计,组织各种事物的艺术;调解与即兴发挥,也有特殊作用;量化推理占据改变的代价这一问题的核心,测量的问题非常重要。技术的使用很有帮助,内容也同等重要。因为我们的行动越有力,“关于什么”的问题就越重要。当即兴发挥、足智多谋、想像力成为关键,艺术家最终能够在行动策略被设计的过程中在台面上获得他们的一席之地。思想与行动联合体是这个理想的人文学科教育的生命血液。校外知识变得极为重要,社会活动家、商业领袖、律师、政治家、专业人士将成为学校的教员,并在人文学科与促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结合中成为不间断的参与者。学生们走出教室,直接参与社会现实。 我们关于公共行动最重要的发现是体会到了:艰难的抉择并非发生在好与坏之间,而在好与更好之间。这个发现削弱了自以为是的自我正义化(self-righteousness),彻底改变了争论的论调与性质,并大大增加了寻找共同点的可能性。而意识形态、狂热行为、无根据的见解则没有这样的作用。肯定的说,这是政治教育,但是是本源政治,而非党派政治。2010年Bennington学院将建成一所新大楼,这栋楼将成为公共行为促进中心,宗旨为“将学生与教员的智力和想像力、激情和胆量用来发展我们这个时代关键难题的行动策略。”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总统竞选告一段落,过去的几个星期是这个国家举国欢庆的时刻,但如果你认为你的任务已经大功告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当面对违反宪法的政府救市,公共机构的纷纷解散,基础设施建设的恶化,那冰冷的沉默并不仅仅局限于高校之中。 我们人民,已经习惯了我们自己关于政府统治这样重要问题的冷漠心理,认为这与己无关,除了“顶多再等上他四年”的心理之外。我们,还坚持着局外人的观望态度,认为只有专家才有能力找到问题的答案,全然不顾大量的事实恰恰与此相反。问题是,由专家、狂热分子、政客和旁观者构成一种可行的民主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智力资源,应充分利用所有有利的条件和历史的借鉴,显然奥巴马和他的政府无法独自完成这样的任务。 当你真的想做出改变的时候,一定会觉得不知所措,不知从何入手。但是要记住,你拥有的两样东西,一是你的头脑、二是其他的人们。从这两点开始,改变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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